庐陵守朱君希颜以书言曰：「吉之学故南向也，郡人萧序辰转输本道，与其守方时可规徙东方，据依弗安，徒取城之门相直耳，学之次舍以碍尽易。吉之人虽未尝为士者无不议其非也。昔之以科目起者众矣，今不幸而劣于旧，吉之人又曰此东向之咎也。夫仕有显晦，未知其学之东向果能为之与？而夫子、颜、孟不得正位，则失之大者。希颜之至，与教授练文谋所以正之。令既出，而士民相劝以成。盖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学始复南向。其役之大，费之多，复而从旧与创而为新之难无以异也，愿有以记之」。余闻庆历中诏天下立学，是时吉学之成最早，游于学者最盛，而他郡犹未克尽如诏，学制亦随弛。熙宁以后至于宣和，天子始屡垂意置教授员，立提举官，分常平以储廪食，行三舍贡士而罢科举，下州远障无不有学，而学法大备，不可复加矣。吏于斯时不推明道术之极至以训启学者，而徒易其向以致非议，重烦后来之改作，何哉？夫岂以学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实，意不能安其道于悠久，而茍务兴役以为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欤？昔文翁兴蜀郡之学，蜀人由是以僻陋自耻，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，盖文翁之故宫犹有存者。然则人心之不可磨灭，虽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赖以永久也。夫自孔子没而大义分裂，豪杰之士迭出讲贯，罕有得其统纪，而学道之兴废亦随世不同，互计胜负。茍务于蹇浅而精力不能独造于深微，役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内之可乐，喜于其始之以学校为政，而弗便于其终之以礼义成俗也，名日隆而实不究之患也。则是学也，虽幸而复南向矣，焉能保异日之不重变乎？况舍其学之邪正，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论学之得失哉？余家于吉三世矣，追观前人立朝多名公卿，临大节则忠义挺挺，而居于乡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，未尝不叹人性之善而思来者之嗣音也。故因朱君之请而并著之，以相与期夫远者大者。